金融界专栏作家：母基金周刊　　　

　　国都创投的北京办公室位于外经贸大厦，离金融街(行情000402,诊股)几步路，作为首都金融主中心区，北京大量的金融机构都汇聚在这一带。

　　在三层办公室落地窗望出去，是西二环的绿荫。

　　华伟嗜茶，一席谈话间客人能喝到他不少好茶叶，他视泡茶为乐趣。这位国都创投的总经理，曾在银行券商执掌投资20载，边泡茶边聊天，语速缓慢而不容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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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蛮生长的时代过去了，精耕细作和对行业的穿透理解的时代真正来临。”

　　“华尔街的资本拥有全球定价能力，它可以用多品种、多产业、多系统的资本力量和金融品种的力量打组合拳，掠夺一个行业。”

　　“中美贸易战造成了空白，如果不能为国家抢回产业定价权，我们就不是合格投资人。”

　　今年，中美贸易战正处于边打边谈，市场整体趋势遇冷，资本都体会到了压力。贸易战加速中国产业的重新布局，而母基金作为整个私募股权市场上最有耐心的长周期资本，在产业布局中已经开始了周密排布。

　　以下内容为采访实录全文：

　　《母基金周刊》：在中美贸易战下，华总怎样看待母基金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

　　华伟：中美贸易战，打的是两个核心：一个是货币地位，另一个是科技产业的话语权。

　　中国发展到今天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元和人民币全球输出的诉求发生了冲突，这是贸易战的起因之一。

　　第二个起因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科技型大国转变。我们和美国争夺全球科技产业的话语权，如果华为的5G占领全球市场，那意味中国的通信设备主导全球，这是美国人不能容忍的。

　　在科技和货币战中，母基金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家国天下，母基金有责任推动国家对产业进行系统布局，逐步去引导产业的升级递进。

　　科技的发展源自需求，因为需求推动市场，市场推动科技。

　　原来我们国家的手机可以说全部是国外品牌，苹果对手机进行了颠覆式创新之后，迅速地占领了中国市场。中国庞大的手机推动了别人的高通芯片、索尼的镜头、三星的触屏，对国内呢？只推动了富士康流水线工人。

　　我们有最大的市场，本应成为手机核心部件的研发和生产大国。但我们没做起来，最后反而成了一个加工集中地，令人惋惜。

　　理解行业，继而推动产业，这是母基金未来要前行的方向，也是资本对社会的责任，资本应为社会服务。

　　《母基金周刊》：产业的推动，站在母基金的角度应该谁去承担？加大国家层面的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或者是市场化母基金？

　　华伟：这恰恰是我们被国外所垢病的一个要点。

　　本来，政府引导基金起到的是对整个市场的引导、平衡、推动甚至于是制造产业高点的作用，但往往地方政府用来招商引资，成为了变相补贴，这使得政府引导基金简单化、同质化、抄袭化。

　　所以出现了很失控的现象：地方政府大力推动的项目很快产能过剩，一过剩就削减、一削减行业就萎缩，一萎缩就扶持，一扶持又过剩，陷入了恶性循环。政府只补贴出了行业的宽度，没有补贴出行业的高度，产业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就像我们的新能源、我们的材料研发、我们的核心控制系统。

　　所以单纯靠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很难，因为它没有能力形成产业的跨区域布局和有效的通过区位经济的理解而形成城市间的联动。

　　另一方面市场化母基金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对于回报、对于周期具有很强的资本属性，无法忍受产业前进当中的这种波动，很难形成有效的产业布局。

　　但是如果我们把政府引导基金转变为真正的资本，通过演化社会化的资本来落到每一个具体的点。用二者的结合，让资本真正拥有四种能力：

　　1.收益能力。

　　2.风险控制的能力。

　　3.对好的产业以及项目个体的选择能力。

　　4.向全球购买技术和带回技术的能力。

　　《母基金周刊》：母基金在产业生态布局里边，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华伟：我们把GP按照投资逻辑分为三类：赋能型GP、资源型GP、价格型GP。

　　如果投资了行业的上游、中游、下游、配套服务，他就不能容许其中的某一个环节价格产生巨大的波动，因为中游赚钱、上游赔钱，对他来说可能会产生损失；如果GP只投资其中某个环节，通过大量投资和垄断，形成行业定价能力，向上游涨价，下游压价来让中游产生最高的利益匹配，这样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同时也不利于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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