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8日，南昌中院公开审理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受贿案，潘的妻子被另案处理。 （南昌中院官网截图/图）

2019年底，安徽来安县委原书记刘荣祥，被马鞍山市中院一审认定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获刑13年6个月。判决书称，其受贿款中有170万元，系他分别与妻子潘朝红、前妻王启霞共同受贿。

尽管被指共同受贿，但刘与两任妻子却不在同一法院受审。她们再被一分为二，案件由滁州市琅琊区法院分别审理。

3名被告人，3起案件？在刘荣祥的辩护人仲若辛看来，这不利于法官查明事实，他和另一辩护人周泽已于2020年3月，向安徽省高院寄出了并案审理的申请。

一起共同犯罪案件因特殊规定、原因而分离为多起，这个名为“另案处理”的处置方式并不鲜见，在职务犯罪中尤甚。2020年1月，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案二审宣判，被指共同受贿的妻子、女婿亦被“另案处理”。家属案件的走向，会受到潘案影响几何？没人能说清楚。

在更宽广的领域，“另案处理”本身的必要性受到承认，但引起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受访律师、学者普遍呼吁，应就“另案处理”的并案规则、证据适用、后续监督等出台更精细化的规定。

另案处理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2019年出现“另案处理”字样的刑案法律文书，共98747份，占该年刑案文书的6.33%，而2018年、2017年的数据分别是6.22%、6.57%。

这是已审结案件中“另案处理”所占的比例，多年前，在公安机关办案阶段，比例则要高得多。

2013年，最高检侦查监督厅、成都市检察院的3名检察官，在一篇调研报告中披露，2011年全国另案处理人数占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总人数的19.31%，移送审查起诉阶段稍有下降，但仍有18.49%。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对南方周末分析，实践当中，有的“另案处理”确有必要，最典型的是部分被告人在逃的案件，已抓获的被告人自然应该及时审判。

大多受访律师认为，另案处理有时虽难以避免，但弊端明显：一旦案件一分为二，“另案”的被告人通常无法在“本案”庭审中接受发问、质证、出庭作证，并与其他被告人对质。

进而，法官难以了解完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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