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一种非传染性疾病，近年来由于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沉重负担而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关注。具体来说，全球有近3.5亿人患有抑郁症，占总死亡人数的12.7%[1]。患抑郁症的风险在中老年时期达到峰值。

　　中国人占全球人口的近18%，承担了全球精神疾病负担的17%[2]。此外，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趋势。2011年，中国65岁以上的居民人数达到了1.1亿人，预计这一数字到2050年将达到4亿[3]。因此，积极应对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对改善全球精神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精神卫生服务供应方面的专业资源严重不足。目前，中国每10万名居民配备的精神卫生服务工作人员不足8.75人[4]。供需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尽管认知行为疗法和药物治疗等常规干预措施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方法，但它们不足以应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探索执行起来更容易的新方法势在必行。

　　近年来，由于具有成本低的优势，社会参与（SP）引起了大量的研究关注。以往的文献表明，参与社会活动期间的社会互动/交流可以激励相互支持，给人一种归属感，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社会孤立，进而改善心理健康或预防抑郁症。

　　然而，由于SP涵盖了广泛的社会活动，有限的研究表明，这种相关性的方向和程度因不同类型的活动而不同，但研究人员未能就与患抑郁症风险降低相关的SP的类型或数量达成一致意见。一个潜在的原因可能是SP的社会意义因特定类型和调查的文化背景而异。例如，现有文献中的爱好俱乐部通常是指绘画或音乐，但这些爱好在中国中老年人群中并不太受欢迎。相比之下，麻将是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最喜欢的爱好之一。同样，以往研究中考察的志愿者工作主要集中在正式的志愿工作上，如加入非营利组织；而中国人，特别是老年人，则倾向于开展非正式的志愿者活动，如无偿帮助他人。

　　此外，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代表着两个鲜明的社会阶层。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与城市同龄人相比，农村居民更有可能受教育程度低，收入少，他们获得政府资助的公共资源或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也大打折扣，老年人尤其如此。缺乏资源的环境不仅会引发更高的健康问题风险，而且限制了农村居民参加各种SP的机会。此外，社会决定因素影响健康的途径和机制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也有很大差异。

　　为解决上述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和美国乔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考察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中老年人抑郁症的患病率和SP模式。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 Medicine）上。

　　01. 样本和数据收集

　　这项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库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英文简称为CHARLS）”。这是一项全国性调查，旨在提供中国中老年居民的人口背景、家庭特征、健康行为和状况以及退休信息的全面和高质量数据。

　　这项纵向研究采用四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中国28个省的450个村庄和150个县选取社区居民。第一波研究在2011年进行，共有17，596名社区居民参加；第二波研究在2013年进行，共有18，455名社区居民参加；第三波研究在2014年进行，共有20，543名社区居民参加；第四波研究在2015年进行，共有20，967名社区居民参加。

　　第三波的数据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因为它只收集了一个人的生活史信息。共有13，436名居民参加了第一、第二及第四波研究。研究人员根据以下标准选择了10，988名参与者：1）45岁及以上；2）在这三波调查中提供了有关社会参与和抑郁的信息；样本选取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

　　研究人员采用包括10个问题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10）来评估参与者的抑郁症症状。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在上周的积极情感、负面情绪和躯体症状。每个问题的评分在0~3分之间，量表的总得分在0~30分之间，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症状越多。

　　在第一波、第二波和第四波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在过去一个月有否进行过以下七种类型的SP：1）与朋友互动；2）打麻将、下棋、玩牌；3）参加体育、社交或其他俱乐部；4）参加与社区有关的组织；5）从事志愿者或慈善工作；6）向亲属、朋友或邻居提供无偿帮助；7）使用互联网。

　　研究人员使用线性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来评估SP与抑郁症症状变化之间的相关性。

　　02. 主要研究结果

　　受访者在基线时的平均年龄为58岁，农村居民占64.7%，女性占52.9%，有配偶的占88.8%，目前还在工作的占75.4%，2/3以上的人不抽烟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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