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玲 前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赞比亚中国银行金融部经理

2019年10月11日，第13轮经贸磋商在华盛顿结束，双方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这意味着持续了两年的中美贸易争端终于迎来曙光，我们对签署阶段性协议持相对乐观态度。

从中长期经济形势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主要经济体产能普遍过剩，消费需求持续下滑，市场份额之争加剧；从区域竞争上看，欧洲日渐衰弱，收缩战场，力战中国崛起，确保全球霸权，各国纵横捭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冲突在签署阶段性协议后能否实现一劳永逸？以史为鉴，可以资政，回顾美日贸易战的始末，或许有利于我们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复杂形势。

昔日的美日全球经济霸主之争

几役能毕其功？美日贸易战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末结束，历时近40年。美国和在行业层面共爆发六次贸易战[]，但局部贸易战的失败未能阻碍日本的崛起。因此，美国又从宏观层面对日本发动了经济金融战。日本政府为了利益，虽有所抗争，但其整体妥协策略难改失败的命运，加之金融政策失误，日本最终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而美国继续保持世界经济金融霸主地位。

妥协能否减少逆差？两国行业贸易战从低端打到高端，从劳动密集型打到技术密集型，日本谱写了一部贸易战妥协史。日本采取的措施包括“自愿限制出口”、出口总额限制和增速限制、价格管制、扩大进口、取消汽车关税、开放国内市场、设定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占率指标等，可谓五花八门。如此折腾的结果令人咋舌：日本制造业依然强盛，两国贸易逆差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扩大，至1985年已达50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日本单方面的妥协不会明显降低两国贸易逆差，所谓的贸易壁垒并非本质原因，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巨额贸易逆差必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既然贸易战不能击退日本的经济挑战，美国只能诉诸于经济金融战。美国将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日本对本国利率、汇率管制和金融抑制，借此对日本发动经济金融战：（1）1985年，美国胁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双方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日元大幅升值，降低日本产品国际竞争优势。（2）日本迫于美国压力同步实施利率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大量资本疯狂涌入和流出，加剧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3）自1989年起，美国与日本相继签署《日美结构性障碍问题协议》、《日美金融服务协议》等一系列协议，从宏观经济和制度层面强行干涉日本的经济金融政策。日本出于对美国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依赖，步步退让，失去宏观政策独立性，最终导致其在经济上的失利。

中国与日本似曾相识的境遇

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之时，中国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经历着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变革。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重任。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砥砺前行、发展壮大，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工厂”。200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详见图1），中美贸易冲突取代了日美贸易冲突。此时的中国和彼时的日本，在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上有太多相似之处。

图1：1985-2015年，美国对中日等主要经济体贸易逆差走势图

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与日本相似的地方包括：（1）经济规模空前增长，2018年中国与美国GDP之比为65.6%，超过日美GDP之比的历史最高值42.5%，与美国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亦超过当年的日本；（2）中国制造业总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业2017年产出3.5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7.4%，与日本当时制造业水平较为接近，此时在战略层面实施《中国制造2025》与日本彼时战略也基本一致；（3）中国互联网和5G信息产业异军突起，与当时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兴起类似，使美国科技的领先优势逐渐缩小。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又面临着类似的困境：（1）中国的金融与房地产占GDP比重较高，类似80年代日本。2017年中国金融业占比7.95%，高于日本80年代末的5.9%；中国建筑房地产业占比13.24%，高于日本80年代末的10.90%，我国房价同日本当年一样，绝对价格处于较高水平，存在一定泡沫。（2）中国当前整体债务水平较高，高杠杆、违约潮可能引发的不良债权债务与日本当时存在的高杠杆、大量不良债务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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